近百余年来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出现过一些人体解剖活动、人体解剖知识，但没有出现类似于人体解剖学的专门学科。由于人体解剖不是中医学的基础，所以古人对人体解剖的关注程度始终不高。“解剖”一词最早见于《灵枢·经水》，人体解剖知识散见于《灵枢》的《骨度》《脉度》《肠胃》《平人绝谷》， 以及《难经·四十二难》之中。公元 16 年，王莽下令对曾经参与翟义谋反行动的同党王孙庆施以刳剥极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人体解剖活动。五代时期的烟萝子绘有《内境图》，该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北宋年间，先后出现两次由政府主持的刑场人体解剖活动，一次是庆历五年（1045）杜杞假意招安叛乱的欧希范等人，用曼陀罗酒将他们灌醉后处死，绘成《欧希范五脏图》。另一次是崇宁年间（1102-1106） 李夷行处决罪犯，由杨介绘成《存真图》。到了清代， 为纠正此前人体解剖知识的讹误，王清任强调亲见人体脏腑的必要性，并撰有《医林改错》。

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的研究已有一些卓有成效的成果，但囿于关注程度不高与史料的匮乏，这项研究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曹晓华《中医解剖学研究的进展》一文曾对 1950至 1980 年代与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有关的研究成果做过初步的、简要的梳理，但并不全面。鉴于此，本文将对近百余年来与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有关的研究成果作一详细的梳理与回顾，以期增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

一、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的兴起

（1910 年至建国前）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始于 1910 年陈垣发表的《中国解剖学史料》一文。在此文中，作者对中国人体解剖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叙述，他认为中国古代人体解剖不发达的原因在于施行人体解剖术者多如商纣王、王莽之流， 而被解剖者多如贼寇之流，导致因人而废解剖。其实，早在 1908 年，陈垣《王勋臣像题词》和任汉佩《解剖为中国固有之学考》已对中国人体解剖的历史有所描述，只是较为疏阔而已。直至建国以前，相继发表的涉及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三类：

1.人体解剖史通论

王吉民《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一文以陈垣《中国解剖学史料》为基础，将涉及中国古代人体解剖活动、人体解剖知识的史料广加搜罗、排比罗列，其后加以按语，对人体解剖对象的来源、人体解剖不发达的原因、中西人体解剖之间的差异均提出独到的见解。李赋京《解剖生理学史》一文则对中西方人体解剖的发展历程有详细论述， 他以肾、心、肝、脾、肺、膀胱、小肠、胆、大肠、胃、三焦为纲目，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知识。另外，赵意空与杨百城《纂辑中西解剖病理》、杨东儒《中西解剖先后比较谈》、李涛《旧医的解剖学》、何廷槐《我国古人亦曾从事解剖》等文章也对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活动或人体解剖知识进行了考察。

2.“解剖”与“解部”

《灵枢·经水》云：

“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黄帝内经太素》卷  5《人合·十二水》则云：

“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也，死可解部而视也。”

 杨上善注曰：

“人之八尺之身， 生则观其皮肉，切循色脉，死则解其身部，视其藏府，不同天地，故可知也。”

可知，杨上善所言“解部”与《灵枢·经水》中的“解剖”意义 相近。范行准“‘解剖’与‘解部’”一文就认为，《灵枢·经水》中的“解剖”二字当为“解部”之误，“大约是剖部字近误写之故，宋后已是李代桃僵”。在他看来，《灵枢·经水》中的“解剖”无法与近代西医的解剖学对应起来，在中国古籍中找寻 “解剖”之义的做法失之偏颇。

3. 人体解剖不发达的原因

郭受天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人体解剖早已有之，但由于人们重视保全死者的身体、政府禁止人体解剖活动等原因，人体解剖技术逐渐失传。他还指出，中医应择取西医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长处， 以增益自身。

这一时期与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相关的研究， 至少受到了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自 1851 年合信翻译《全体新论》以后，西医解剖学知识在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解剖”甄别中西医学之长短，渐成学界共识。为抗衡西医，部分中医学人转向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寻找有关“解剖” 的蛛丝马迹，以论证“解剖”并非舶来品，而是古已有之。

其二，1929 年，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中医的处境愈发艰难。

二、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的缓慢发展

（建国至 1978 年）

 建国以后，中医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医史的研究不断发展，不仅成立了专门的中医史研究机构，还于 1955 年举办了第一期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部分西医加入到中医史的研究队伍中来。这些变化，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使它步入了缓慢发展阶段。

1.人体解剖史通论

刘广洲《祖国医学对解剖及生理学的认识》一文既叙述了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的发展轨迹，又以骨骼系、循环系、呼吸系、消化系、泌尿生殖系、神经系为纲目，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知识。

而侯宝璋《中国解剖史》一文广泛搜罗了中国历史上有关人体解剖的史料，他认为中国的人体解剖始于远古，成熟于王莽时期，兴盛于宋明清时期， 而儒生操控医学是造成人体解剖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也简要勾勒了先秦到北宋人体解剖活动的轨迹。

此外，祝振纲《在古代书籍中我所见到的关于人体解剖的记载》、干祖望《祖国医学关于解剖方面的记述》、程宝绰《我国古代关于人体解 剖生理学的成就》、阎仲彝《从生理解剖等方面 略述祖国医学卓越的贡献》、黄志勇《祖国医学有关尸体解剖的记载》等文章也对中国历史上的人体解剖活动、人体解剖知识有所论述。

2.《黄帝内经》《难经》与人体解剖

《黄帝内经》《难经》中涉及人体解剖知识的数值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他们将之与现代人体测量数值进行对比，认为《黄帝内经》《难经》中的记载是比较正确的。

如梁伯强《学习黄帝内经的一些体会》一文认为，《黄帝内经》中人体食道长度与肠道（包括小肠、回肠、广肠）长度之比值，与近代德国 Spalterholz 通过解剖所得到的比值一致。梁伯强的这一论断被众多学者援引，以说明《黄帝内经》中人体解剖知识的准确性。同时，梁伯强的论证方法开启了以现代人体测量数值检验《黄帝内经》中人体解剖知识的研究路径。黄胜白引用梁伯强的论断指出，《黄帝内经》对食道、小肠、回肠、广肠长度的记载并非揣测空谈，而是人体解剖以后实测的结果。马鸿昭、蔡天皎与郝金凯通过对比 56 位成年人的测量数据，认为《灵枢·骨度》记载的体表测量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王亚威、莫楚屏以湖北医学院医疗系 65 名男生为测量对象，通过对比测量数据，也认为《灵枢·骨度》的记载真实可靠。杜百廉等人选取河南医学院医疗系 300 名河南籍男生为测量对象，通过对比研究，他们认为《灵枢·骨度》的记载是两千多年以前人体体表测量数值的总结。

确定《黄帝内经》与《难经》所用的尺制，也是探讨它们所记载的人体解剖知识是否准确的一种方法。夏景清认为春秋至汉初的一尺约等于现代的 16 厘米，《灵枢》与《难经》对内脏尺度的记载较为合理。何爱华认为《灵枢·骨度》选用的测量标准是周尺，他不赞同王亚威、莫楚屏通过实际测量得出的古人比今人头大、身长的结论。张瑞麟指出周制尺的一尺约为现代的19.7厘米，《灵枢》中有关人体表面解剖数值的记载是经过实际解剖测量而来的。赵恩俭却认为《灵枢 · 肠胃》是殷商时期的医学文献，其中的数值采用的是殷商尺制，代表着殷商时期人体解剖的成就。

3.人体解剖图

北宋时期，先后出现《欧希范五脏图》与《存真图》两幅人体解剖图。马继兴《宋代的人体解剖图》一文指出，这两幅人体解剖图都是解剖刑场罪犯尸体以后绘制而成的，代表着北宋时期人体解剖的新高度。宋大仁则认为杨介绘制的《存真图》修正了《欧希范五脏图》中的部分错误， 是北宋最好的人体解剖图。

4.批儒崇法与人体解剖不发达的原因

受文革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批儒崇法成为当时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一些文章，如上海第一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组《孔孟之道阻碍了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儒法斗争对我 国古代人体解剖学发展的影响》、邓卓霖《儒家是我国解剖学发展的绊脚石》、徐元贞《孔孟之道是禁锢我国解剖学发展的枷锁》、《从我国古 代解剖学的发展看儒学的反动性》、上海生理研究所理论学习小组《儒家的反动思想阻碍和破坏我国解剖生理学的发展》等，多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的发展步伐。

三、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的繁荣

（1979 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论著的数量与质量、研讨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均较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的提升。

1. 人体解剖史通论

李经纬《中医解剖学的发展》一文梳理了古代中医人体解剖的脉络。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也对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进行了简要钩沉 。王钟明《祖国古代解剖学的成就》、陈四清《从中医文献看古代的解剖学》 、崔姗姗与蒋大鹏《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学的发展》、余璇等《试论古代中医解剖学史》等文章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的发展历程、成就亦有一定的论述。

另外，在人体解剖的起源问题上，严健民认为中国的人体解剖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其中对人的心脏进行反复解剖，是时人造出“心”字的依据。

2.《黄帝内经》《难经》与人体解剖

这一时期，学界对《黄帝内经》《难经》中人体解剖知识的真实性，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肯定它们的真实性，只在部分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如日本科技史家山田庆儿《中国古代的计量解剖学》一文对《黄帝内经》《难经》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其中的人体解剖知识很可能来源于王莽时期刳剥王孙庆的活动。李锄《骨度研究》一书以《灵枢·骨度》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灵枢·骨度》所用的尺制为周尺，是人体解剖以后实测数据的总结。李永义指出，《灵枢·骨度》与《灵枢·肠胃》均有一些有关人体解剖的记载， 但两者选用的测量标准不同，《灵枢·骨度》采用的是手指同身寸法，而《灵枢·肠胃》可能采用的是商尺。余自汉则认为，齐制小尺才是《灵枢》中体表测量数据的衡量标准。同时，严健民《略论〈灵枢〉的解剖学成就》、田素梅《试论〈黄帝内经〉对人体解剖生理学的贡献》、罗亚飞《〈灵枢〉骨度法古今解剖探讨》、赵敏生《对〈灵枢经〉中解剖名词的浅析》、丁雨等《汉前中国古代解剖学对于肺脏之认识》等文章对《灵枢》中的人体解剖知识亦有一定探讨。

另外，张瑞麟、张勇《略论〈难经〉人体解剖学的成就与贡献》一文对《难经》中的人体解剖知识进行了研讨，他们认为《难经》奠定了中医脏象学说的形态学基础。杨仕哲则指出，《难经》的主要贡献在于厘清脏腑的定义、功能与解剖实质。

不过，也有学者否定《黄帝内经》《难经》中人体解剖知识的真实性。李建民《王莽与王孙庆：记公元一世纪的人体刳剥实验》一文不赞同将《黄帝内经》《难经》中的人体知识与刳剥王孙庆的活动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些人体知识不是解剖以后观察所得，而是在数术思维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套人体认知公式。卓廉士也指出，《灵枢·骨度》的记载并不完全正确，出现部分讹误的原因在于《灵枢·骨度》背后隐藏着一定的数术思想。

3. 人体解剖图

这一时期，学界对人体解剖图的研究，较上一时期有所发展。如靳士英《五脏图考》一文指出，五脏图是指人体内脏解剖图，多通过解剖尸体以后的观察所得，《内境图》《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亲见改正脏腑图》等均属此类，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日本学者冈野诚则对《欧希范五脏图》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作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事实上，学界对《存真图》的研究比《欧希范五脏图》略多，主要有：靳士英、靳朴《〈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秦德平《杨介对解剖学的贡献及其医疗经验》、李鼎《宋代解剖〈存 真图〉的来龙去脉》等文章，他们对《存真图》的相关人物、源流、贡献进行了考察。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也对《欧希范五脏图》与《存真图》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陆敏珍“刑场画图：十一、十二世纪中国的人体解剖事件”一文对北宋庆历、崇宁年间的两起人体解剖事件进行了考察，她认为这两起人体解剖事件在解剖地点、人物身份、解剖对象、解剖效果（绘制人体解剖图）、性质认定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但当时的学者或医生并未将人体解剖实践奉为圭皋，并不以《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作为衡量医学知识可信度的标准。

4. 王清任与《医林改错》

王清任及其《医林改错》在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对之加以研究者较少。

早在建国初，丁鉴塘《清代王清任对于解剖学的贡献》一文便指出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是其毕生研究人体解剖的总结，他对心脏、血管、肺脏、胃脏、肝脏与肾脏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是清代前期人体解剖知识的重要总结。之后，何微、李定一、刘玉玮等人又撰文肯定了王清任的贡献。如何微《王清任“脏腑”解剖“脑髓说”及其认识论意义》一文肯定了王清任在人体解剖方面的贡献。李定一也认为，《医林改错》对脏腑解剖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刘玉玮、温武兵还指出，人体解剖是王清任建立其医学理论的基础。

5. 脏象学说与人体解剖

脏象学说，又称脏腑学说、藏象学说，它认为人体以心、肝、脾、肺、肾为中心，配以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以气、血、精、津液为物质基础，通过经络使人体内外相连而形成一个整体。廖育群认为人体解剖与脏腑学说密切相关。张瑞麟《我国古代解剖学的成就》和贺邵文、周文云《古代解剖学的成就及其与中医脏象学说的关系》两文均梳理了中国古代人体解剖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认为人体解剖是形成脏象学说的基础之一。另外，章长立、叶振仙《从心脑论述看古代解剖在形成脏象学说中的作用》、张瑞麟《祖国医学对人体脏腑解剖的描述》、范隆昌《脏腑学说的解剖学基础》、梁茂新等人《古代解剖学：藏象学说创生的基石》、石雪梅与朱光宇《中医学的脏腑是解剖的脏腑》等文章也指出，人体解剖是脏象学说的认识来源。

脾是五脏之一。侯灿认为中医的“脾”是一个解剖单位。朱光宇则指出，《黄帝内经》《难经》对脾之形态、大小、重量、颜色的描述具有人体解剖的特征，代表着中医的主流观点。

6.眼、脑与人体解剖

刘儒举《论祖国医学对眼解剖学的贡献》一文梳理了中医有关眼部解剖的知识，他认为《黄帝内经》介绍了视路、视路与脑的关系、眼与眼眶的表面解剖，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揭示了泪鼻管的作用，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了眼球壁、眼内部的结构，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详细考察了眼球的结构。李传课也对中医典籍中的眼珠、珠外组织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刘振武则指出，中医的眼科解剖及解剖名称是指将眼分属五脏、以五行确定属性。

此外，严健民还指出，秦汉时期的医生在进行眼内解剖时，发现了视神经与脑组织的关系， 而在进行脑解剖时，又发现了脑与脊髓相连，创造出脑脊液的概念。

7.人体解剖不发达的原因

聂菁保认为造成中国古代人体解剖不发达的原因多种多样，中医学的方法论、功利与实用的目的论、短于分析的民族性格、古代医学教育、封建伦理道德等共同阻碍了人体解剖的发展。傅延龄指出，封建伦理道德并不是阻碍人体解剖的唯一原因，他认为古代医生的“心理限制”也是人体解剖未能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李天莉则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限制人体解剖的法律条文，她认为这些法律条文是造成中国古代人体解剖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薛益明、张颖还指出，造成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与中医理论相分离、自然科学的滞后、社会伦理的束缚、人文思想的羁绊。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一书曾列举中国历史上的人体解剖活动、人体解剖知识，他认为将人视作万物之灵是中医解剖不发达的根源。

8.中西人体解剖对比研究

马伯英《中西医解剖学的历史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探讨》一文将中医、西医的解剖活动、解剖知识置于对比语境中加以考察，他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医人体解剖知识体系的框架。黎云《早 期中西解剖活动初探》一文则指出，早期西方人有过解剖人体与动物的活动，但中国仅有刳剥王孙庆这一例人体解剖事件，且无学者参与其中。

虽然近百余年以来与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有关的研究已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但不足之处仍显而易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是绝大部分学者未能厘定“解剖学”的概念， 反而将这一概念泛化，以“解剖学”指称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活动、人体解剖知识。实际上，在20 世纪以前，中国只存在人体解剖活动、人体解剖知识，尚不存在“解剖学”学科。早期部分学者将中国古代人体解剖活动、人体解剖知识冠以“解剖学”之名，其目的在于抗衡“西医擅长解剖” 的说法。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西医镜像”的特征。然而，此后的学者多不加辨别的泛用“解剖学”概念，实属不当。 

二 是研究领域不平衡，对《灵枢》与《难经》中的人体解剖知识及北宋人体解剖活动（图）的研究较多，其他领域的研究却比较薄弱。比如，对王清任《医林改错》的研究，就与王清任在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上的地位不符，这必然会影响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的整体认识。

三 是研究单一化，创新性不高，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如，对《灵枢》中人体解剖知识的研究，学界多关注它的历史价值与真实性，但未能将它放置在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的发展脉络中进行对比研究，无法充分体现《灵枢》中人体解剖知识的成就与不足。再如，对人体解剖不发达原因的研究，学界多主张儒家伦理道德阻碍了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的发展，但这种大而化之的、单一的分析仍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所以，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的研究应更加注重与政治、文化、社会相结合，以期丰富围绕着人体解剖而展开的历史图景。

四 是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至今尚无专著问世。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已走过百余年历程，涉入其间的学者为数不少，出版发表的著述也颇为丰硕。然而，学界在这一领域仍未出版过一本专著，只有部分学者在论述人体解剖发展历程时会简要地介绍《灵枢》中的人体解剖知识、《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及《医林改错》等。且在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加以考察时，学者们多是就人体解剖谈人体解剖，未能深入挖掘人体解剖与中国古代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缺憾与研究者们多为医史学者不无关联， 但在交叉学科研究日益兴起的今天，其研究方法不免稍显陈旧。当历史学者进入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研究领域时，更应强调交叉研究、综合研究。因此，学界应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版有关中国古代人体解剖史的系统全面的专著，推进中医学史在 21 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编辑：艾叶